8年前，and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只有6．6％，英特尔为86．7％。8年后，and已将这个数值翻了近4倍，目标指向30％。此消彼涨，intel2006年前3个财季，净利润同比分别下滑38％、57％、35％。在这些数据的压迫下，intel第一次感到了对手的威胁！

12月20日，英特尔公司副总裁、英特尔销售与市场营销部中国区总经理杨旭称，2007年1月1日起，英特尔中国区将脱离亚太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进行销售与市场运作。由此，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将成为与美国、欧洲、中东部非洲、亚太区并列的第五个独立报告区域。

与英特尔几乎同时出现的一条消息是，中国在联合国分摊会费的比例大幅上涨。尽管两者看起来是没有关联的巧合，但它们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中国市场影响力和经济力量的增长。

中国区的“不平等待遇”

正如这种巧合所表明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最具潜力的市场，而且在很多领域都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数据表明，英特尔的营收中有32．4％来自于大中国地区，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收入已经接近美国本土。不同的是，intel中国区一直是隶属于亚太区的二级分支机构。这意味着，intel中国区不具备与其美国总部直接沟通的机制，而需要通过亚太区管理机构。

intel中国区遭遇的这种“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是intel自身的损失：这种损失可以从市场上摆着的联想、方正、清华同方等品牌电脑说明书里清清楚楚地看到——包括在中国市场上占据前三名在内的越来越多pc厂商选择了and处理器。

pc厂商反水的背后是intel的傲慢与amd亲善的巨大反差。早在intel中国成为独立报告区域之前，amd早已建立了类似的沟通机制：amd专门成立了大中国区，其总裁郭可尊是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可以直接向amd董事长汇报。

事实上，任何一个细心关注这一产业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intel中国“不平等待遇”带来的影响：带来西方味道的蓝衣人常常让中国观众无法理解，就像西方的幽默让中国人一点都不觉得可笑一样。这种西方的味道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区自身决策权的缺失导致美国价值观在营销中的体现。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and立在中关村四环路口巨幅以徐静蕾为主体画面的广告。这一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口味的代言人体现了and的亲和力及迎合中国市场文化背景的意愿。中国人是讲究礼尚往来的，一个人对他人的尊重和支持也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和支持，由中国人组成的市场同样表现出这种特质。

amd对中国市场的尊重不仅仅表现在广告创意和机构设置上，它把40％的资源投向中国市场就像一个生意人对他的生意伙伴微笑着说“我看好你们”一样让人感觉到诚意。当同方高层到英特尔美国总部拜访失望而归的时候，“店大欺客”的感觉迫使其在全线产品中采用amd处理器。

这绝不会只是同方一个特例，所有这些都给amd留下了机会，直到英特尔被咬痛……

iintel的“傲慢文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amd对intel的攻击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甚至连amd针锋相对地指出intel是否为“真双核”之后，ntel仍长时间地沉默。这种沉默似乎让人感到“我是intel，我怕谁?”的傲慢，而傲慢的背后则是日益官僚化的管理机制。

2006年的整个上半年，intel更像是一条搁浅在海滩上任amd宰割的巨鲸。amd积极的价格策略一直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策略，这种看起来简单得毫无技巧的方法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成功之道。与之相对应的，intel以势压人的品牌方法则使其无处不在——大多数的电脑广告都会不约而同地背上intel的商标和标志性声音。这种作风一旦形成文化，同样也会成为它与生意伙伴相处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让自己感觉风光，却让合作伙伴很不爽。11月18日，联想集团一年中最为重要的06年家用台式机的发布会上，英特尔蓝白logo与联想的lenovo紧紧相随。而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是，一个月后，联想寒促启动现场大厅则布满了amd的logo，出席会议的嘉宾也从ntel亚太区总经理换成了amd大中华区总裁郭可尊。

这种变化背后是amd与intel的肉搏，不同的是，amd与pc的每一次合作都意味着新的胜利，而它却是ntel的痛处。

对于intel这样的市场巨兽而言，想得到优秀的营销人才、销售人才、研发人才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最困难的是“大哥要向小弟俯下身子，原来发号施令的姿态需要调整到至少与pc厂商们平等对话”所带来的文化改变。

外企的官僚之症

多年来，与每一个中关村从事pc业务的朋友谈及intel，总离不开一个字：“牛!”这种评价让人深刻感受到intel的傲慢文化对其合作伙伴的影响。当amd频频出手，intel不再是惟一的路途时，ntel怎么办?应该说，2006年5月份杨旭重新担任中国区总经理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尤其在11—12月份，贝瑞特亲自出席与教育部合作项目、召开信息技术峰会、发布四核处理器、强化与浪潮合作、推出“英特尔酷睿精英挑战”节目等都让人感觉到这种改变现状的行动。

intel中国区的升级同样也反映了这种改变的期望。在这方面，相比起amd，intel的脚步已经太慢了。过去，amd芯片技术开发晚于intel时，人们总是这样安慰：“晚到总比不到好!”，这一次，同样可以用在于intel身上。

事实上，intel今天面临的问题，在其他很多跨国企业内也同样存在。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道路，如何避免官僚化带来的组织僵化仍是企业管理都急需解决的问题。

正如十几年以前，就有很多跨国it企业高喊“本地化”的口号，但至今仍有很多企业难以做到。因为“本地化”带来的“地方自治”往往与跨国企业“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及市场品牌的全球一致性相矛盾，这种矛盾下，越大型的企业面临越痛苦的诀择。从这种意义上来看，intel给予中国更大的“地方自治”权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市场压力下，官僚体制作出的某种妥协。

虽然intel中国区的“晋级”似乎会为它带来一些机制上的变化，但今天的市场趋势决不只是机构“晋级”就能改变的。因为傲慢文化的形成决非一日之寒，要去除intel的痼疾也决非换个中国人来领导，给他多一些决策权就可以改变的——文化是一股无形而难以改变的力量。

责编／郑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