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和佐利克联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世界经济复苏取决于g2》，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率2009年将会下跌，美国正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世界经济要想复苏，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两国集团)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

我们赞同这些观点。

在我看来，挑战要想成功，美国应坚决、彻底地矫正其传统消费思维和习惯，而不是在原来的方向上加大油门。必须克服寅吃卯粮、我吃你粮的传统。

相反，在中国则必须彻底改变投资拉动（背后实则是昔日之“高积累”）的传统理念、体制惯性，坚决、认真、具体、有效的回到“消费本位论”上来。

可眼下的现实并非如此。面对危机，虽然中国先后公布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与美国再次致力于“刺激消费”一样，中国也再次寄托于“投资拉动”。

这不能不使人想到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高积累。事实上，现今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的“高投资拉动”，正是从计划经济年代传下来的高积累、高投资老毛病，就是说，今天的居高不下、实权仍握在政府手中的投资拉动是有其dna的。在既往长期的计划经济年代中，一再出现的高积累、低消费演化到今天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gdp发展主要指靠的投资拉动。这实际上是过去多少年来重积累、轻消费的转化形式。

佐利克、林毅夫该文提醒，中国必须改变其收入分配。

其实，早在1980年代中国的领导人胡耀帮和大经济学家于光远领导、主持的生产目的大讨论其锋芒所指亦正是这个问题，那时大批了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的重积累（投资）、轻生活（消费）倾向。

事情至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这方面，似乎仍有dna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或者说，其本质未变，只有形式上起了变化。计划经济年代的高积累（接下来就是高投资——投资拉动）是国家一个层面（企业、个人都无自主权，无可能），现在则变成了中国的官方、大企业、个人三个层面的高储蓄（这同长期的所有权决定一切的理念密切相关）。原先是国家一家高储蓄，现在变成国家、企业、个人之三层面高储蓄。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格局，这仍然是体制造成的。因为雇佣着80%劳动力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非常小，因为中国的金融服务基本上由四大银行主宰，那为大公司提供服务的四大行，再把偌大的老百姓高储蓄贷给大国企，高积累，他们再去大搞高投资拉动。

正如佐、林之文所说，这意味着，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和中小企业一直通过低收入和低利率补贴了那些大公司。鉴于此，中国亟须建设一个小型的地方金融服务系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顺便说一下，我历来主张实行大企业（侧重于）搞效益、小企业（偏重于）搞就业，实行二条腿走路的方针。现在最根本的任务是全方位、大视野、大纵深地回归到消费本位论上来，彻底推翻生产（资本）本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