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妻子陆玉函的帮助下，乔家获得了“山西第一抠”陆老东家的救命银子，暂时度过了危机。至此，乔致庸终于腾出精力和时间来解决包头的霸盘困局了。

从祁县去包头，这是山西人“走西口”的老路，也是晋商发迹的康庄大道，更是留下无数山西青年男子情天恨海的不归之途。著名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苍凉和凄楚的离别之情。山西电视台曾经以大气磅礴的交响乐和悠远辽阔的画面来表现这首民歌的内涵，让人看过之后不禁热泪盈眶。俗话说：“自古商贾多薄情”。你看乔致庸，结婚才几天，就得走了，为了什么？为了生意。生意是什么？生意就是通过交易来获得财富，而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的通性。但是，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为什么山西人尤其是平遥、祁县、太谷这一带的人，有着这样一种“薄情”而执着的商业精神，坚韧刚毅地走出口外，最终实现了富甲天下的大业呢？

万历《汾州府志》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太谷县志》记载：“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本地的自然条件极差，无以自养，而口外有着为数不小的驻防，以及大片土地上的众多耕种者，这就存在一个商机：大批的耕种者、军人和蒙古游牧民族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外的毛皮和马匹又是内地的抢手货，这为山西人提供了一个跨越空间的生存机会。山西人正是凭着这种求生的原动力，走出了一条既不是困守家园，也不是聚众造反的道路，通过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代“晋商”的伟业。而晋商的成功，无疑揭示了一个反常的经济现象：自然条件与财富之间成反比。

想如今，山西靠着丰厚的煤资源，也出了一大批靠采煤而发财的“煤老板”，但在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山西却落在了全国的偏后位置。而今天的山西商人已经不能与“浙商”相比，更别说与当年的“晋商”相比了。这种“挖坑口”与“走西口”在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上的强烈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

《乔家大院》中有一个贯穿全剧并反复出现的细节，十分令人回味，这就是每次乔致庸要出发时，都有一个特写镜头，他以山西韵味十足的口音喊一嗓子：“走嘞……”正是这一嗓子，给观众创造了一种刚劲和辽远的美感，让我们从中体味出晋商的那种非凡的胸怀和情怀。

像山西这样落后的农业地区，能出晋商这样的巨富群体，确是令人费解。或许真是穷则思变？只是，穷和能吃苦最多只能算必要条件，成不了充分条件。

现在，面对温州的崛起，多少人在困惑：这么个偏远之地，既缺资源，又无通衢，还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却在改革开放后富甲一方，凭什么？也曾听过不少研究者分析温州腾达的缘由，但总觉得想象多，实证少，附会胜过逻辑。对这类现象，怕是有经济学乃至理性分析够不着的层面。